自己跟自己说话

    受秋子姑娘的博客界面吸引，决定在此安家。很喜欢这里简洁和干净的感觉。之前主动或者被动地开过几个博客，但一直没有坚持下来。写作是需要情绪支撑的，如果你对写作抱以足够严肃的态度的话。无论是否专业的写作者，写作在本质上是自己和自己灵魂的对话。你所写下的每一个字，其实都是你灵魂流露的一部分。但如果写作背负了太多形式上的意义，对写作者肯定是一种负担。我现在并不敢说已经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我至少可以卸下那些多余的形式意义。重新确认写作的意义，其实是在挽回与自己灵魂对话的机会。在我看来，这样的写作，是一种安顿，也是一种幸福。

    基于此，我一直对自己的写作保持足够的审慎。不夸张地说，我可以为我写下的每一个文字负责，无论这些文字是出现在网络上还是在印刷纸，也无论这些文字所组成的是一篇学术论文还是一篇口水日记。所以，当我无法维持健康并且稳定的情绪时，我不会再放纵自己的写作。这是起码的写作的道德，也是起码的做人的道德。我认为良好的写作态度和写作习惯可以丰富一个人的灵魂，反过来说，对自己的写作不负责任的人，不可能拥有完整的灵魂。

    至于博客写作，可能并不能承载太多的寓意。但正因为此，才显得博客写作的重要。你随意写下的文字，若干年以后再回头看，可能才是你当时最真实的记录。为了写作而写下的文字，反而更容易虚伪和雕饰。按照麦克卢汉的说法，电子媒介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人类感官上整体性。我一直认同他的以下观点：如果说音响工具是人类听觉的延伸、影像工具是人类视觉的延伸，那么网络工具就是人的延伸。在这个意义上，我希望我们善待网络，并不因为网络没有门槛就降低自己心灵的门槛；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也希望我们善待写作，并不因为写作不再有门槛就放纵自己心灵的门槛。我们面对的确实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时代，但并不代表我们应该成为一个个支离破碎的人。

    这里照例不交换任何链接，熟悉我的朋友，应该知道我的惯例。必要的承诺是：除非我可以设置一个拥有独立域名的博客，或者这个网站无法提供继续支持，我都会在这里坚持使用下去。另外，这里不会刻意暴露隐私，也不会回避任何意图的窥探。其实对我而言，任何写作都是隐私的，任何写作也都是公共的。最后，感谢来到这里的每一位朋友，无论故交还是新知，无论旁观或者驻足。但如果没有人来，我也会自言自语下去。 

      武汉也不过如此。桂子山的西风漫卷的时候，满地的落叶就像烂泥一般。路过街道口，突然发觉武昌的几所高校已然被包围在一处雄心勃勃的商业圈中。出租车经过文学院，我随手指了指，对朋友说我以前就在这里。说完之后才发现，我其实和它毫无关系。倒是图书馆的小书店令我遐想，很多个值班的夜晚，我一个人裹着大衣在里面看《文史通义》。当然也仅此而已了。我甚至怀疑我对这里根本没有记忆，所以至始至终没有感念。坐在虾蟹馆门前遥望虎泉夜市，旁边一群小混混的嬉笑令人生厌。这是一个过于嚣张的城市，什么人都可以很无所谓地在这里混迹。没有门槛，没有标准，没有尊严。我知道这样说过于恶毒，其实我说的是我自己。尽管像这样说，还是显得很轻佻。
      家乡的啤酒依旧比燕京好喝，夜市的牛蛙依旧吃了两锅还不过瘾。我真的没有怀念，因为我真的不觉得自己已经离开。在陈家湾游荡的时候，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放佛我以前每次回林勘院，从那两排高高的树下走过，感觉自己只不过出了趟远门，每次都像回家。当然，林勘院我是没敢去看的。那里也已经不存在了。
      亲切感是一种无法言说的表情。或者它已经刻入你的灵魂，或者你根本没有走出它的藩篱。我经常感觉乡愁是一种现代化的乡愿，但我这样说，因为我本来就是现代化的一部分。在少翁兄的府邸前看到“贺宅”的牌匾，又在”会饮”的酒桌上听他谈寻根。我不能说我没有感触，我也不能说我一直没有体悟。但柔软与坚硬、焦灼与从容、欲念与坦然，我并不能轻易说：我都可以平衡。
      动情是过于泛滥的表达，克制是难以坚持的隐忍。说，是一种勇气；不说，是一种历练。怀念，可能是一种姿态；忘却，也可能是一种遁避。但我们都不能够。这早已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世界，放弃总是最容易的选择。我不厌其烦地强调平衡、平衡、平衡，其实最难平衡的，不是世界的复杂，而是你内心的幽暗。
      记录似乎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必要。就像我在这里言不及义地书写。最深刻的感觉莫过是：当我在深夜的秋雨中到达武汉时，当我隔着酒店的玻璃看到武汉时，当我在拥堵的十字路口咒骂武汉时，当我在《美国往事》般的长江大桥下回忆武汉时，当我的江滩的梧桐小径上憧憬武汉时，当我在Z4号列车上告别武汉时，我总是分不清自己身在何地。来之前我对自己说：我在武汉只是一个过客。走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在武汉真的只是一个过客？在北京的时候我觉得武汉烟消云散，在武汉的时候我又觉得北京如梦如幻。到底照镜子的人是你，还是镜子里的人是你？第二天的清晨，当我照耀在北京明亮的朝阳下时，我非常坚定地感到：这才是我想要的。但之前在武汉的片段呢？他们依然如此清晰。这不也是一种平衡？
      很多年以后我回望白驼山，依然清晰地记得，曾经有另一个自己在那里等着我。其实所谓醉生梦死，只不过是时间和我们开的一个玩笑。你越想知道自己是否忘情的时候，你反而怀念的更清楚。当你不能够再拥有，你唯一可做的，就是令自己不要忘记。沙漠的后面是什么呢？
     是另一个的沙漠。

你到底知不知道？——致网刊《知道》一周年        

    应景文章，我向来是不会写的，但朝北问我约《知道》周年特辑的稿子，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其实对于这个人和这份电子杂志，我的了解都很有限。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三年前我做《中间》时，朝北和我有过联系，但只通过一两次电话，似乎也约过见面，但最终错过。两年之后，《中间》杂志和中间论坛都已烟消云散，突然有一天，烟花说有人在杯哥的论坛“如我声色”上问我的联系方式，说也是一群在武汉做杂志的人，于是曾经错过的机缘得以重续，我惊奇地发现，就在自己身边，居然还有着一群和我们几乎一摸一样的、“现实生痒，理想生病”的青年。   

    我有一次看敖爷在凤凰卫视的“有话说”，展出他收藏的一副文物，因为获取的经历不无奇异，敖爷便感慨“文物有灵”，说如果碰到真正有机缘的人，“东西会自动来找你”。话本平淡，但于我却心有戚戚焉，后来还几次跟张鹭提及，借以感慨我们这几年来遇到的一些“真正有机缘”的人和事。《知道》及其团队，当属此列，套用我一年前在《中间》网刊的后记里写过的句子：“我们就是在黑暗中默默找路的孩子，因为无法忍受孤独而走到一起”。当然，这样的感慨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已经过于矫情了。   

    从朝北开始，我正式走近他们的团队，陆续和李丹、晃二都有些接触，我也从当期开始，一期不漏地阅读他们的杂志，现在都已成为习惯，每月八号就会期待他们的新作品。今年夏天，《新阅》停摆，我一边撰写商业计划书一边准备二次融资，当时雄心勃勃地打算大举扩张，还有摸有样地和李丹兄讨论两个团队的合作事宜，结果却不了了之，我自己命数有限，生中当有此磨练，本无抱怨，但辜负了李丹兄的一片热心，至今于心有愧。当然，我反复对朋友和自己说，我们并不争这一时一事之功，“一万年太久”，百尺竿头，我们也才刚刚开始；如果真正有机缘，总有一天，我们也会重新开始。   

    但正因为此，即是我最佩服《知道》的地方：以几个刚刚踏入职场的年轻人和一群仍然在读的大学生之力，能将一份网络杂志支撑一年，其心力和毅力，令我汗颜。这几年来急功近利，却每每欲速而不达，从网络到图书再到杂志，屡战屡败，真是习六艺而无一成。我经常喜欢引夫子强调的“有恒”，自己却往往妄图“毕其功夫于一役”，以至在具体事务上无所用心，不能专精于一，各种各样的事情尝试了不少，做成的几乎没有。像《知道》这样低调突围、循序渐进的姿态和心态，正是我最欠缺的。   

    文章写到这里，其实已经偏题。朝北兄在手机短信里让我“对《知道》一年进行评点”，评点自然不敢当，但对杂志本身多作讨论，应该是命题者的题中意。然而我这篇近乎絮叨的东西却全不着此，一方面我个人确实在内容方面没有资格评论，我相信这也无需评论，办过杂志的人都知道，做策划的人永远比做稿子的人高调，更不用说提意见的人，而真正要落实到操作层面，才知道编撰者的难处与苦心。说来容易做来难，既然大家都是做事情的人，又何必罗嗦？另一方面，我确实觉得《知道》本身作为一种表态，比其具体的表达更有意义。这当然没有淡化其表达意义的意思，只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多少有点泥沙俱下的时代，对于态度的坚持，恐怕更加难得。所以这些年来，虽然我和很多朋友都走到了不同的方向，但我一直非常尊重那些始终坚持自己本来道路的人们。“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谁能保证我们的道路都是通往光明呢？“真正的道路是用来羁绊人的”，也许，在真理最终被昭示以前，坚持仅是我们唯一的信仰。   

    三年前我们办《中间》的时候，也做过一期八零代人的话题，在当期的后记里我曾经这样写到：“时常会有这种错觉：时而觉得我们这代人前程远大，即将人才辈出；时而又觉得我们这代人先天失调，可能走不到尽头。如同主题里的几篇文字，在自我批判的时候都很得心应手，在建构未来的时候却无一例外地底气不足。”这些年看多了同辈们的一些人和事，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胡适先生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人生弯弯曲曲水，世事重重叠叠山”——但就是在这“弯弯曲曲”和“重重叠叠”之中，很多人走着走着就消失了，面目全非或者无影无踪，而且稍不留神就可能轮到我们自己。也许，“认识自己”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惶论坚持？这像一个悖论，在坚持的同时似乎又应该保持警惕，至少应该保持谦卑；更像是一个挑战，牟宗三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即可入圣，朱子又说，他半夜在江心听到古刹鸣钟，怅然间也会觉得“此心把持不住”。   

    对于所有不甘心的、继续在路上的朋友们，我也许没有更好的话可说了，《知道》上个月做过纪念鲁迅先生的封面专题，就用他老人家的一句结束此篇毫无头绪的自言自语吧：

    “路正长，夜也正长。”

我们时代的麻烦是，处处是路标，却没有目的地 

       二零零二年五月，因为不堪忍受专业与兴趣的长期错位，我从汉口一所工业学院退学。五个月之后，来到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大众传播自考班。从九九年第一次高考失败算起，我一共花了七年时间来完成自己的本科学业，整整比正常的大学生多出三年，这三年中，我的同学有的从硕士读到了博士，有的已经准备结婚生子，我自己也从三年前开始被一种毕业的气氛所笼罩。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扮演着一个近乎旁观者的角色，漠然地看着这些曾经和自己在同一个屋檐下奋斗过的同学们一拨拨地离开校园、一个个地被抛入社会、一次次地起落沉浮；最早是我的高中同学，然后是我的大学同学。现在终于轮到我自己。 

一

    应该承认，在自己成为一名自考生之前，我对这个群体是有偏见的。退学前曾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过一篇文章，大意是说天津某大学的本科生和自考生发生冲突，有本科生就在网上发帖子，斥责这些自考生不学无术、游手好闲，影响学校形象，还触犯了他们的利益。流俗对于他们的印象，就大抵如此。我们那个班当时有一百多人，大多数人的高考成绩都远远低于大学本科的最低录取分数线，有些人甚至没有上过高中，就直接从职高或艺校进来的。按照以考分论素质的惯例，我们这些人确实有点不堪入目。在这些人中，有的家里比较有背景，上大学只是走过场，毕业后的工作早就安排妥当，但更多的，几乎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带着对大学教育的幻想而来。对于他们而言，大学意味着唯一可能改变命运的机会，否则就要在毫无资本的情况下直接参与社会竞争。可以说，自考生从刚入学就背负着沉重的就业压力。

    自考班被安排在华师旁边的林勘院里，租用了该院的一栋老办公楼，与华师校园一墙之隔，中间开有一扇小铁门。我们大一的时候喜欢往学校里跑，有一次班主任就在课堂上强调，上自习尽量不要到华师里面去，因为教室可能不够。第一个学期我们也偶尔在学校里面上课，有一次在三号楼上到一半，一群本科生“哗啦啦”冲进来，我们只好让位置。到了第二年，校方干脆在办公楼对面盖了一排两间的小平房，从此我们就几乎与华师绝缘。后来所有成教和自考都搬到南湖校区。我再一次回林勘院，远远望见山坡上那两间空落落的平房，俨然希望工程宣传片里的扶贫教室。

    我在林勘院的集体宿舍里只呆了半年就搬走了，临行前修书一封给我们的班主任，坦陈自己的身世与抱负，表示我选择退学之后自考，只是作为一种过渡，以换取时间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最后还提出不上课只参加考试的申请。写信之前我颇为忐忑，估计我们年轻的班主任从教以来，从来没遇到学生这么过分的要求。没想到班主任不仅爽快地同意，还对我大加鼓励，言谈间还夹杂了几句对当下教育体制的议论，认为现在的学生读死书已经无所出息，尤其是自考生，更应该充分发展自己的特长和优势，否则死盯着一张文凭纸，到头来一无是处。我从幼儿园读到大学毕业，十几年来就是因为遇到太多误人子弟的糊涂师长，乃至学业颠簸，青春荒废，没想到最后竟然在自考班里遇到如此识大体的老师，所以至今感念。这样的老师自然也得到学生们的普遍爱戴，而且他从不以自己的师长身份摆架子，说话毫无腔调，很能够站在自考生的特殊身份为我们切实着想，偶尔闲聊的时候跟我们递烟点火，还很有几分江湖气。所以我们都不叫他“雷老师”，叫“老雷”。

       “老雷”唯一一次发脾气，还是在大一上学期。那时军训刚结束，就有一位女生退学。一时间班上人心浮动，近一百五十人的大班，平时开会上课都只能到三分之一，大家纷纷觉得自己受骗上当，出了和华师学生一样多的钱，却完全得不到任何华师学生的待遇，连办图书证都要按照社会青年的标准收费。我们私下在寝室里聊天时，不止一次地有人提出要集体退学。那也是“老雷”唯一一次动用强制手段，把我们全部召集到四楼的大教室开紧急会议。会场上雷老师言辞恳切，语句铿锵，反反复复从家庭、社会，乃至我们未来的人生道路等各个方面对我们进行安慰和劝服。当时气氛悲壮沉重，令每个人为之动容。最后总算稳定住军心，之后好像再也没有人退学。一年之后我因为办杂志而遭遇困境，雷老师也挺身保我，使得我最终没有第二次放弃学业。但“老雷”最终也只能保证我们的学业，无法保证我们的就业。一个月以前我碰到我三年前的室友，问及班上同学的去向，他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谁找到工作的，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找工作，或者不知道怎么找工作。最后他补充一句：大家都比较茫然。茫然？我不知道我们班上一百多个人，从进校那一天起，有哪一个哪一天不是在茫然中度过的。我不自觉地就会想起当初那个退学的女生，她是从艺术院校进来的，军训晚会上跳过一支个性十足的独舞，五官清秀，眼神里却带着冷漠。我每次想到退学的她，就好像想起当初退学的我。

 二

    对于我的第一个大学，其实并没有什么好说的。那是一所在地图上不太容易找到名字的工科院校。二类本科。我在那里只呆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一年半的记忆，对我而言至始至终都是灰色的，我曾经无比迫切地想要忘记它们，现在却发现，我真正意义的大学生活，也只有它们，尽管我从踏进校门的同时就计划着离开，尽管我大半年时间都在校外离群索居，尽管我从来记不住班上所有同学的名字……零四年的夏天，我在汉口火车站碰到两位毕业回家的同学，从他们的口中，我得知当年那批同学的去向，因为学的是计算机专业，所以大都找到了不错的工作，现在混得好的，估计都开始买车买房了，写字楼里那些衣衫整齐的白领中间，肯定有他们的身影。如果当初不选择退学，我会跟他们一样吗？

    在那个班的二十几个人中，有两个人我印象深刻。或者说，在那群明显与我不属于同一世界的人中，只有他们两个和我稍微接近。当然，他们也和我一样，在同学和老师的眼中或多或少属于异类。零二年上半年，我已经确定退学，最后一个月我们天天在一起喝酒，有时是中午有时是晚上，但不管从什么时候开始，都要一直喝到酒馆收摊。喝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就放肆地议论着这所学校这个专业以及这个班级，每次总是以骂骂咧咧开始，嘻嘻哈哈收场。有一次，一个兄弟喝高了，慷慨激昂，说自己以后要年薪百万，然后要我为他写本书，给百分之百的版税。我说我他妈只为自己写作。他说，好好，为我们三个写，写我们三个人。我哈哈大笑，灌了一大口酒，郑重其事地允诺。

    其实我和我这两个兄弟，也没有太多臭味相投的地方。可能我们都明显与其他人不同，所以才显得彼此相近。他俩都喜欢玩游戏，通宵通宵地玩，据说我走了以后，他们玩得更疯。有段时间，我每天晚上十一点准时叫他俩起床，然后第二天中午十一点他们俩回来准时叫我起床。最后两个人都玩到降级，其中一个家里很有背景，凭他母亲的关系不仅顺利毕业，还在北京谋到一份不错的差事。另一个则读到大五，其实他家里也很有背景，当年上大学就可以进武大，但他似乎不在意这些。再后来，我听一个学弟说他改行玩起音乐，去年跟一家音乐公司签了约。总之，退学之后我就再没有和他们联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确实是刻意地想要忘记他们，忘记曾经和他们在一起的自己。直到有一天，我偶然进到他们班的校友录上，看到昔日同学的毕业照片，才恍惚觉得自己还站在他们中间。 

三

    我的高中同学，现在想起都有点沧海桑田的感觉了。我们九六年进入高中，今年正好十周年。这十年来，我们从彼此陌生到彼此熟悉，再从彼此熟悉到彼此陌生。当年的那批老同学里，现在我仍然保持联系的，可能还不到三分之一。我们班基本上保持着两年一次的聚会频率，但每次到会的，好象也从来没有超过三分之一。有些人自从高中毕业我就再也没见过，此生有没有再见的机会，都很难说。三年前我这些同学本科毕业，照例有的考研、有的工作。现在那些考研的同学也都毕业，除了几个继续读博的。同学们毕业之后的去向，自然也是千差万别，有时候碰到长久不见的老同学，经常会觉得无话可说，尽管以前可能是无话不谈的朋友。大家早已不在同一个生活圈子里了。记得以前班上还有几对情侣，可惜到最后没有一对走到一起的。十年时间，足够让一个人变得面目全非。我经常会觉得身边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失踪，一转身我好像就不认识他们了，不是换了一个人，而确确实实有一个人不见了。一个小孩从高中到大学，再从大学进入社会，这个过程用博尔赫斯的一句话形容，就“仿佛水消失在水中”。博氏的原意是形容一个人的死亡，某种程度上，我们今天的蜕变，也正是昨天的我们在死亡。当年那群天真质朴的中学生已经不见了，他们成了写字楼里的文员，工厂里的主管，或者政府部门的公务员，他们整天西装革履，言谈得体——更多的时候，他们就像一个符号，或者某部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而不像一个人，至少不像你曾经熟悉的那个人。也许，毕业几年之后，我也会和他们一样，慢慢消失在这些面目不清的群体之中。毕竟，这 是大多数人的命运，而且我并不能否认：这也算一种幸福。

    但这就是每个人的命运吗？

       办学社的想法其实很早就有了。零三年我们刚开始做杂志，一时间风云际会，席卷武汉各高校，当时就有人建议我们挂靠一个学校社团，一方面避免敏感，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长期发展的基础。但我们那时都太年轻，意气得很，以为一旦列入学校编制，活动起来必然处处受限，再说当时融资计划已进入操作层面，以为马上就可以大张旗鼓地正式搭台，更觉得没这个必要。结果未几杂志折戢，投资也没有着落。转眼到了次年六月，一批朋友纷纷毕业，有的南下，有的北上，东西飘零，相忘于江湖。曾经喧嚣一时的《中间》，也像大多数学生刊物一样，树倒猢狲散。这个时候，我才想到有必要回到校园之内，申请一个社团作为实体，守住最后的阵地。否则当我自己也毕业之后，那就真的余音寥落，只剩下一些残破的记忆留作凭吊了。然而具体的申请过程比我预想的曲折得多，可能是因为杂志闯祸，在学校留下不太守规矩的案底，团委一看到我们“中间”的名字就马上回绝，怕我们又来惹麻烦。这一拒绝就拒绝了大半年。直到零五年年初，我在中间论坛上认识了肖文虎，又在博雅论坛上结交了邵世明（确切地说，是零四年底就已经他们有接触，后来学社聚会，两人还专门为谁先谁后的问题作了一番考证），三个人加上胡义，在后者的寝室里谈了一下午，于是决定由肖、邵二人出面，换个名字再到历史文化学院去申请——也就是现在的“新学人学社”。这次的申请出乎意料地顺利，几天之后肖文虎就打电话给我，说团委已经批下来了。当时我正和朋友吃饭回来，她转头问我：又在策划什么大事？我笑而不答，觉得有很多难言的寂寞，融化在模糊的夜色里。事后我跟胡义感慨，看来我们真是上了黑名单的人，我们去申请就是不行，换个人申请马上就批。
       然后就开始像摸像样地张罗。一票人在学子食堂对面山坡上的小亭子里开了个会，紧接着宣传、招新、举行首场讲座、组织第一次讨论会……又一套流水线的运作就此展开。我似乎又回到刚创办《中间》的那会，整天忙得上串下跳。有时候闲下来，自己也觉得好笑：人家都是刚进大学的时候搞搞社团凑热闹，我这个两个大学都快读完的人了，这会还像个大一新生似得整天折腾这个。话说回来，我之前也确实没有参与过任何学校的社团活动，连集体活动都很少参加，所以也跟朋友开玩笑，说是重新体验大学生活。学社正式成立的四月份正好是《中间》停刊一周年，而此前一个月，中间论坛也因为新出台的互联网管理条例而遭屏蔽，后来我们试图到相关部分办理备案手续争取恢复，最终还是不了了之。论坛和杂志都相继成为历史了，之前在我看来可有可无的学社，现在却成了维系“革命事业”的唯一薪火。
       在杂志停摆的这一年内，对于我们事业上自然是损失，但对我个人，却是难得清净的机会。从第一个大二在以前的学校退学，到第二个大二在这个学校办刊，我的整个大学生活可以说都是在极度激荡中度过的，人的情绪没有间隙能够停下来，思想上的迷乱得不得及时反省，自己就只能一直跟着自己的直觉和感觉走，导致整个人的状态都极度混沌。办杂志的时候曾经有个朋友问我是不是感觉很充实，我说充实是充实，就是不塌实，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正在往哪个方向走，生活已经不在自己的把握之中；这非常可怕：稍不留神你可能就掉进自己精心设置的陷阱里面，而且还自以为是地以为踏上了金光大道。所以，恰好是这段事业上的停滞，使得我在生活上有了喘息之机，可以静下心来，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仔细检点这一路崎岖的经验，小心计算未来还可能遭遇的坎坷。否则我无法两眼摸黑一脸茫然地就披挂上阵。
       因为这段时间的静修，我对自己的思路也做了很多调整。具体体现在学社的建制上，就是较之《中间》以前的思路，在表达上有意扬弃过多的情绪化和抒情化，这两种都是少年文字最擅长的表达方式，同时也最容易流于形式；在关注点上，则刻意规避对于现实问题的具体意见，这个几乎无需多说，虽然也是热血青年的惯常表现，但在对社会结构缺乏足够深入的认识之前，这种意见其实与偏见无异；最后就是首先回到学术本身，从学理层面重新梳理自己的思想资源，在知识结构方面重新调整自己的认知模式，然后才是基于材料分析和实证调查的意见表达。这不仅是个人心路的延伸，其实也暗合了九十年代以来的学术转型。我在“新学人学社”的命名上就直接参照陈平原和汪晖他们在九十年代初创办的《学人》，隐示着对前代学风的一种纠偏。虽然后来也有很多人对九十年代的学术衍变表示不满，甚至将其直接原因归结于八十年代末世风突变，但如果排除当事人种种欲语还休的意气难平，还是应该承认这种衍变不仅正当，而且必须。只是这种转变的方式太剧烈了，让人有点瞠目结舌。而事实上在此之前，这些诉求就已经被酝酿。从学术内部的发展逻辑来考察，在经历了八十年代的发凡起例之后，新的研究范式逐渐确立，必然继之以具体而微的层层推进。这其实也是一个由博返约的过程。具体到真心向学的学者个人，更应该如此。当然过度推演这种纠偏的思路，也存在另一种可能的极端化，即学术发展和学术建制完全舍弃思想关怀，流于工具化和技术化，乃至于学人自身的视野也日趋狭隘、胸次日益局促，仅仅将治学作为自己在学术体制内谋取饭碗的一门手艺。我在“学人”前面加上一个“新”字，也是希望在继承的同时予以调和，同时略揣于调和之中创出一条新路来的野心。
       当然具体的操作难度比我想象得大得多。首先是学力上的限制，社团的定位和主体都是本科生，这本来就是一个学术上未得门径、思想上极度迷乱的群体。其次就是知识结构上的差异，我们所接受的高等教育过于强调学术分科，乃至专业壁垒日益深严，不同学院甚至同学院不同专业同专业不同方向的同学之间，想要找到共同的兴趣话题都不容易，更不用说在遵守共同规则的基础上深入研讨。刚开始的几次讨论都因此流于漫无边际的闲聊，我们尝试了多种讨论形式都不太满意。而且很多低年纪的同学还处于我们之前那种少年意气的状态，对学术本身颇多偏见，学社内部还经常就这些本来应该是先验自明的价值前提进行辩驳。当然这种重审价值前提的过程，无形中也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思想梳理，渐渐的我们发现，即使是这些先验自明的前提，我们自己在面对置疑的时候，也不能清晰而坦然地予以维护。我经常就想起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据说这本书的写作初衷是为了回答他的幼子关于“历史有什么用？”的置疑。或许这些前提性的问题，就是因为平时被我们不加反思地忽略，因为在被重新提出来的时候，反而显得尤其严肃和重要？那么如果要真正从源头上正本清源，我们是否应该不断的回到思想的起点：重审我们的价值预设？重审我们的思维模式？甚至重审我们的知识前提？
       每一次终点都成为下一次的起点，再下一次的终点却又返回上一次的起点。历史经常上演这种吊诡，是不是被历史裹挟的个人也无法避免？或者思想本身就必须在这种不断的置疑与往复中推进？但至少有一点应该明确：拒绝对自己提出怀疑，结果无一例外的走向封闭。思想有偏差不可避免，思维僵化就无可救药。在这样一个激荡并且放荡的时代中，成为愤青或者文艺浪子都太容易，唯独理性的思考和严肃地面对，因其需要太多的耐心和隐忍，由此显得过于奢侈。我们自己也没有做到，但不会再往相反的方向走。至于谁的去路更好，“唯有神知道”（苏格拉底）。
       关于学社及与学社有关的一切，就大致记在这里了。

                                                                                零五年年末

满江红（岳飞）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岳武穆的两阕壮词不必多说，自古仁人志士皆当熟读之。比较有趣的是上高中那会喜欢看杂文，看到有人说“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反人性至极，竟被世人传诵至今，由此可看出本民族劣根性一二。当时深受右派蛊惑，还颇以为然。现在想来只觉得持论者无稽并且无趣，皮相之见还自鸣得意，确实可以看出国朝文人之劣根性一二。不过以前读来，只觉得雄壮豪迈，于今重检，竟颇多沧桑感怀。念及武穆生平，更添悲凉。时运不济，英雄困途，丈夫奈若何？寒假在家时经常想起这首词，却总是记不完整，只在心里反复默念那句“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长夜辗转，一咏三叹，意气难平。返汉后刚上网就赶紧找出全词，却看到那句“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突然间感同深受，热泪盈眶。从未对这首词有如此之共鸣，之前读稼轩读东坡读五柳读也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彷佛岳将军就在字里行间圆睁了一双怒眼，直盯住我看，而眼神里却满是沧桑。
     我一连用了两个“沧桑”，是因为我将“待从头”和“莫等闲”两句做QQ签名，被几个朋友看到都说很沧桑，而我的本意是借以对自己激励。现在，我应该承认他们的感觉是对的。

送董邵南序（韩愈）
     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屡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
     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耶？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
     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韩昌黎的短文值得多写两句。文公行文，言辞多险奇，此篇却信笔写意。对此文的理解也经过了一个过程。初读还是在大伯编的《唐宋八大家》的封面上，厚厚的一本八大家文选单挑此篇置顶，可以看出编者对此文的倚重。这本文选也是我大学期间最重要的古文读本，上大学之前曾敲诈过老父一本《古文观止》，但除了当时一个暑假和后来的一个寒假偶尔翻阅，后来一直被我闲置在家。如此说来，自己在传统文化上这点羞于启齿的微薄功底，竟然还有家学渊源？这其实是一个不太让自己笑得出来的笑话，耗尽了我整个青少年时期的学业颠簸，似乎让卷入其中的所有人都失去兴趣，哪怕是继续好奇的兴趣。我曾经无数次地想像有朝一日我向他们证明自己之后，重新以学术的名义和大伯交流的情景，就像我也无数次地回忆当初与他同样以学术的名义激烈争辩的情景。当然，这一切只是我自己的想像。至始至终都只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想像。我经常预感自己终有一天会走上或者正在走上他所走过的路，但这其中的心路历程，却是他永远无从了解的。
     回到文本。我想说的是以自己当初二十岁左右那点自以为是的资历，第一次读到这篇百来字的短文时，仅仅只是被其文字所吸引，词句间那种平和从容的语气、不事雕琢的文笔，对当时还沉迷于辞藻堆砌并且经常心思泛滥的自己确实是一种冲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背负着文笔拖沓的指责，其实就是思维上的条理不清和文人腐儒惯有的炫耀修饰。后来读到东颇始觉文章有另外一种写法，而读到被东坡至为推崇的“文起八代之衰”的扛鼎之作，更以为读到了正宗。一度也是反复咏诵，觉得其味隽永，纸背之后似乎有无尽之意藏而不露。但那些意思到底是什么，我今天也没有彻底弄明白。前几天特别想读此篇，也是苦于手边没有现本（那本厚厚的八大家文选，已在数次搬家中散佚）。当时跟世明说，韩公对后学的劝勉中似乎夹杂了自己许多难以言明的犹豫和感慨。从字面上看也确实如此，语气辗转回旋，有文论者说这是劝服技巧，但我却觉得就是韩公自己有矛盾。他力辟佛老，巩固道统，但我怎么读怎么觉得他骨子里有一股野气，不一定就是佛老那种隐逸气，但至少有几分江湖味，肯定和那些一门心思往庙堂里挤的儒生绝对不同，仔细想，倒和老祖宗夫子有几分通感：“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世之所谓君子儒者，自当在修齐平治之间保持一些“必要的张力”，但韩公似乎也不是，否则不会这么欲言又止，不是下不了狠心说狠话，是自己好像也有着那么一点点遗世之想，起码年轻的时候有过吧。每次读开首那一句“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都觉得有一股奇气汹涌，有豪迈亦有悲壮有高亢亦有叹惋，没有更好的形容词，还是前面重复过好几次的那两个字：沧桑。
     经常和世明聊天，聊到后来都用沈师的那句名言作结：人生就是无尽的凄苦与悲凉。我们经常半开玩笑地猜测沈师这句感慨背后究竟潜藏着怎样的身世之痛，每次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都要沉默一会。平时自己沉默时，偶尔也会不防备地想起这句话。曾经有点刨根问底地追问沈师关于信仰的问题，话题正巧是由夫子之道引起的，当然也少不了刘小枫；最后沈师直截了当地说，保证康德所谓的“道德范围内的宗教”就可以了，没有必要一定寻求一个终极信仰来归依。这句话我到现在也不能完全理解，但隐隐觉得已经摸索到了切入点。去年下半年我也几次跟世明说自己好像已经找到了进入康德甚至整个西哲阅读的切入点，可惜今年已经没有时间来读了。                                                                               零六年初，筹备《新阅》前夕

     站在白云大厦的十三楼往东看，感觉这个城市好像是一片漂浮在大海上的原始森林。各种各样的形态各异的高楼，粗暴地割裂着这里的天与地。我的视线正前方，就是大名鼎鼎的全国总工会，本月初正式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即出自这里。一个月前我在武汉自以为是地就此事撰写评论时，并不曾想到二十几天之后我就会如此靠近这场舆论风潮的策源地。但在北京，这样的事情根本不足为奇。
      从木樨地到东单，每天我都在这个城市甚至是这个国家的心脏里穿行。当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从我的头顶碾过时，我总会对天安门东站和西站空荡荡的地铁站感到惊奇。偶尔看到秋子和她的朋友的博客，发现她们拍了一大堆关于北京的照片，其中有好像很多地方我都没有去。我怀疑我对这个城市其实毫无感情，尽管我还远远没有融入，但似乎它的一切已经不足以引起我的兴趣。寄宿的地方有一个老美，第一次见面时他用蹩脚的汉语问我为什么来北京，我用更蹩脚的英语告诉他：北京比我强壮，我想打败他。
      我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就毫无节制地抒情，因为其实我对北京还并不熟悉。唯一的原因仅仅是我这个时候正巧打开了汪峰的《北京北京》。我至今没有写过一篇关于武汉的文字，却迫不及待地想要写一写北京，我不知道自己是试图将对武汉感情移到北京，还是试图加强对北京的感情来忘掉武汉。但是这两个城市在本质上可能都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依然记得在2007年在武汉徐东二桥下的酒局上，少翁兄说，北京就像以前的长安，可能是每一个人的必经之地。这句引用并非原文，但在我的理解里：无论你是否愿意，你可能都无法回避北京。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西方社会学无法回避马克斯·韦伯，中国思想史无法回避朱熹一样，你无法回避北京。你甚至无法逃离北京。无论你是否在这里，以及无论你是否来过这里。
      当然，也仅此而已。

阔言兄：

       前番数度交驰，皆纵横义气，未及深谈，一直引以为憾。今夏八月赴京，本拟返汉后择日拜谒，奈何开学伊始，杂务纠缠，以至延误。此次进京，是与隶属京报集团的同心出版社商议一套丛书的合作出版事宜。我兄言路通达，当早有耳闻。《中间》纸刊夭折之后，我不断尝试各种方法予以延续，现在涉足出版行业，就是希望以图书策划的形式打开局面，首先竖立品牌，造成影响，然后逐渐吸引一些资金，以为创业的基础。初步的想法是假以五年时间，采取图书和杂志共进、书店与学社相辅的方式在本埠形成一个资源互动的文化产业链。我经常说本埠缺乏一个强势媒体作为对外展示的平台，其实也缺乏一个合适的载体促进域内各种文脉的交融。此二者其实互为表里，我以为要盘活一个地区的人气和文气，应当内外兼修，否则外面看起来再热闹，也还是飘无根基。所以在这个产业链中，图书和杂志主外，书店和学社对内。前两者无需多言，书店的构想，则有意效法北京万圣圆、广州学而优等这些近似书友俱乐部式的经营模式，即不局限于书店本身的基础业务，主要是以之为依托，通过学社的名义组织各种文化沙龙，这样可以尽量避免有关方面的敏感。这也是我暂时将学社安置在学院之内的原因，但其所寄远者，显然不能以“学人”亦或“学术”限之。只是目前中间其他各项事业未成气候，学社本身又非实体，所以在大环境和小局势的限制下不能显山露水，他日百废并举，学社连接其中穿针引线，则必不可少。我兄洞明，必当能识。
       而中间目前的发展，正值此不显山露水的阶段。自年初论坛遭屏蔽之后，我们虽然多方活动，终因其“前科”累累，有些难以为继。今年党国加大网络舆论的控制力度，民间论坛都必须到信息主管部门注册审批，否则即视为非法。投资方在重庆那边倾半年之力，国庆期间终于告知年底可以恢复。这其实已算奇迹。中间本身从网络起家，这块阵地本身绝不能丢，停站半年内，人气文脉的流失不可尽数，我当然有机会抢救就尽早抢救，加上学社起步阶段步履褴褛，也需要网络资源加以扶持。所以适逢常识网重开，其中主管又皆中间旧友，我虽不亲役其事，但大家精诚同心，或有途辙，也是殊途同归，并无门户隔阂。我也只是借其一席，聊以维系，待中间恢复之后便引为过渡，亦与之不相冲突。羽戈、杜二帮主既不以为仵，我兄又何必过虑。
       寄命于当世，常常感慨事功之不易。弟自零二年退学以来，办论坛逾三年，办杂志已两年，目前策划的这套丛书，从接手迄今也满一年，但如此惨淡经营所积淀的基底，还只是水上薄冰。而我浸淫网络愈久，愈觉得虚拟空间的江湖风云，若为论学，或可以突破时空隔阂，资源共享，而为议政，则实在难脱书生清谈式的票友自娱。倘若不能躬身践行，终究只是发发局外人的浩叹与牢骚。论坛在本质上其实有近于学社，虽然容易聚敛人脉，但如不能化为实用，也至多是二三子的进身之阶，难图远谋。真正有志于当世者，当秉有愚公移山之宏愿，学以致用，并深入社会肌体，积数十年雄心、决心和耐心循序渐进、移风易俗，然后方可图治。徒逞口舌，周旋于翰墨之间，幻想“一言兴邦”的终南捷径，甚至妄图鼓动风潮以“毕其功于一役”，横植政体而指望上行下效，恐怕是本末倒置。“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善人为邦”，亦以“百年”。我兄挟持甚大，就取者远，当有坚忍之心以察世事。弟涉世未深，行无章法，言亦无文，匆匆之言率多简陋，然其中诚意与深意，望兄审之。
       即请
大安！
                                                                                                           愚弟：别人  敬上

昨天下午被别人拉过去美其名曰“开会”，结果一到华师发现别人、沈俊成、紫烟、逸之和华师中文系的一个美女已经当街吆喝上了，发现趋势不对，正琢磨着逃跑，可惜为时已晚，只好硬着头皮顶住（本来应该换个大义凛然的说法，比如我受到别人光辉事迹的感召，义不容辞地加入卖书队伍之类，可惜我生性诚实不会撒谎）。 这其中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内情：我的一篇名为《人为什么要穿衣服？》的游戏之作据说被武大几个学院派的学生批判得一塌糊涂，他们说我玷污美学，并且在盛怒之下要集合过来砍我，这就把我吓得屁滚尿流。这时候别人就挺身而出说姐姐不怕，你见到他们就报上我的名字，说是我的小弟就行了。我就感激涕零地依偎在他的怀里说谢谢你英雄真不知道怎么报答你才好。这个时候别人就原形毕露，用猥亵的目光打量着我的全身让我不寒而栗，然后说帮我卖书吧。 后来twinkle、飞呀我和湖大的一位朋友也来了（估计也是欠了他高利贷没还的），这样我们就组成了〈〈中间〉〉营销的全明星阵容。后来那个美女见这边阴阳比例失调，就祸水东引去叫美女后援团去了，留下我们几个大男人坚守阵地。 首先是吆喝的问题，别人说话吐字不大清楚且又臭又长，说出的简介听着像越南话，经常是顾客听他说着说着就睡着了，我们不得以只好精简词汇，首先还好，是“思想启蒙民间话语工本费用三元特价”之类，说到后来恨不得精简为三个字：“钱！三块！！”当然，至于什么“瞧一瞧来看一看啊，特价书三块一本了啊，跳楼价三元自杀”之类的由于难登大雅就在此隐去不提。 卖书这种事情没什么难度却非常考验耐心，事实证明我们这群人是没有耐心的，因为我们卖了不到两个小时就基本上口吐白沫奄奄一息了（难怪英文中“耐心”和“病人”是同一个词源），别人怕我们劳累过度免得替我们收尸，只好宣布开会休整。在文学交流之后，万恶的工头别人又催我们开始干活了。 天近傍晚，这一次我们高唱着《国际歌》，以“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雄心继续卖书。考虑到信息传播效率的问题，我们就想弄些花巧出来吸引眼球。后来大家商定弄一个人体艺术出来来个主题卖书，具体来说是让路人看看别人扒光了坐在石头上抽烟的样子（这个创意源于罗丹的作品《思想者》） ，不过这个伟大的创意因为不具有可操作性（天气比较冷）而被扼杀在襁褓之中。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折腾，我们几乎要虚脱了，喊出来的吆喝声都像小寡妇上坟，凄厉无比，眼看要坚持不下去了。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们期待已久的美女后援团终于姗姗而来。众男生如同吞服了五石散，浑身顿时燥热难当，都扯着嗓子大叫，俨然一群披头士在开演唱会。 适逢华师全校点名完毕，人流集中。美女团不失时机地开展外交战略，频频电倒华师的男生。经常是一个路过的无辜男生莫名其妙地发现有美女与其对视，然后怀里又莫名其妙地多了一本《中间》。

[ 姐姐(游客)发表评论于2007-4-13 2:29:04 ]好久没用这个ID了。没记错的话，这个帖子应该是发在当年的老中间论坛里，那时我还是大二，典型的年少无知而又意气风发的阶段。不过，还是应该感谢那段意气风发，正是不安于每天平庸而简单重复的校园生活，才会上中南论坛，才会组织南湖边的人文沙龙，才会上晨钟论坛看到元元为《中间》做的招募广告，才会有2004年10月份的南湖相会，才会有跟兄弟们一起的峥嵘岁月。
现在在想，如果不是大一时一个女生偶然动员我上论坛玩玩，我的人生轨迹一定不会是这个样子。很多时候，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契机，往往出现在意想不到的节点。想想当年，其实在上晨钟论坛前，就知道元元大名，因为馒头向马华灵大力推荐此人，马又跟我提过不止一次，那时心中都是把你当“高人”在供奉那种，却一直缘吝一面。所以，在晨钟看到广告后，基本上就决定投身进来了，只是不曾想到，这一投，竟然是如此之深。
我一直在想，人就像沙漠里的河流，都是从不同的地方流过来，然后汇聚在一起，之后又会分岔，分岔之后可能是再次的汇聚，也可能是永远的分离。我们这些兄弟现在都处在这个分岔的阶段，虽然大家都在为再次的相聚各自努力，但生性悲观的我又何尝不知道大家的前途未卜。
回复这个帖子时恰好打开了田禾博客，听到尹吾那句经典的“走他妈再长的路，还不是通向坟墓”，这小子大概在忙着巡演，在QQ群里说会流窜到北京演迷笛。又是迷笛，记得去年迷笛时，我们还在赶着出第2期《新阅》，还让这个逼来北京采访，结果个婊子居然临走当天才想起买票，结果当然是买不到了。
那时我们几个是多么雄心勃勃（虽然我也隐然感到这样撑不久），每天一早起来坐办公室，中午叫饭总送饭，俨然一幅假白领的模样。一年这么快过去，现在大家已经是各自为生存打拼，我只身来到北京苟活，刘凯身在汉口为转正而每天奔波于鸡毛蒜皮的社会新闻，老邵回家休养生息，老肖真的成了肖经理，元元被卡在武汉最终的去留尚未确定，田禾一如既往地活在体制之外不愿意委屈自己，还不算命运未知的小虎。
也许我们这群人在以后的某天还有机会再聚虎泉，但那段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不会再有了。有时候，我是多么希望时间就可以停在那里，永远定格在那段最无忧无虑的时段。我们不用担心未来、不用为了生存而忙碌，每天就是踢球、喝酒、唱歌、大叫、看书。
边写这个帖子，一边鼻子在发酸，但眼泪就是掉不下来。很久没痛快地哭一场了。妈的，生性敏感的毛病就是改不掉，但越在生活里历练（虽然我的生活经历还那么单纯，远远没达到有资格慨叹的程度）就越感到，人就是一个过河的卒子，只能硬着头皮被生活推着向前，没有退路，唯一能停止的那一刻就是终结的时候。但愿在那以前，兄弟们都能各得其所。
北京的拥抱。  

《新阅》杂志社章程

一、总则
（一）杂志为大家共同之志业，各位同人务必戮力同心、和衷共济，以促成杂志之良性发展。
（二）各位同人须秉持严肃认真之职业态度，克尽其责，敬业爱岗，保证工作完成之质量与效率。
（三）同人之间须以诚相待，友爱互助，以建设融洽高效之团队。
（四）各位同人务须遵守此章程，概莫能外。
（五）有章程未尽之事宜猝发，则各位同人视具体情况共同民主协商以应对解决之。

二、考勤
（一）出勤无保证，则工作之完成无保证，正面健康之工作风气亦无保证。故务请各位同人重视。
（二）如无特殊情况，各位同人均不得迟到、早退、旷工。
（三）有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到岗者，需提前请假说明，以俟批准。未准假者不得擅离其职，否则以旷工视之。

三、财务
（一）财务系统须透明化，于每周例会上（月初或月底）由专人负责通报财务收支情况。
（二）支出款项数目较小者，由同人自己先行打理，事毕凭有效票据报销。
（三）支出款项数目较大或有特殊情况者，可预支所需费用。唯事毕须出示有效票据，并汇报开支之详情细目。
（四）各位同人应尽量为杂志社节约开支，于水、电等处尤应注意。
（五）各位同人不得将办公电话用于私人通讯，不得使用一体机为私人打印、复印任何资料和发送传真。
（六）各位同人须爱护公共财产，有损坏者三倍赔偿。
（七）各位同人须洁身自好，不得将公产据为私有，不得于报销开支时造伪以中饱私囊。

四、编务
（一）各编辑须按时将稿件递交，并保证稿件之质量。
（二）各编辑交稿之前须对稿件作大略之校对，修正其格式及明显之错别字（包括标点符号）与病句。
（三）稿件之校对分四步完成：（1）由专人校正错别字（包括标点符号）、病句等，兼及格式。（2）由编辑校正格式，兼及错别字（包括标点符号）、病句等。（3）排版初稿完成之后，全面校正排版稿。（4）排版稿修正之后复全面校对一次。 其间稿件流通渠道须单一，校对之后稿件交由专人订正，并由专人交付排版。
（四）主题策划会之前，各位同人须有一创意，并作出详细规划，俾使策划会能解决问题，达成实效。

五、内务
（一）各位同人应营造良好之工作环境，着装整洁，谈吐文明，严禁讲粗口，违者罚款五十，再犯者三倍。
（二）各位同人须保持办公室清洁。
（三）各位同人不得大声喧哗嬉闹，影响他人之工作。
（四）各位同人须保管好自己的办公用品，同时应尊重他人，不得随意翻动他人之办公用品。
（五）最后离开办公室者，须锁好门窗，关闭电器，疏忽者罚款一百，再犯者三倍。

六、市场
（暂阙）

    突然听到同事说我QQ空间里的“心路历程”很好玩，一时莫名惊诧，缓过神来才知道是自动保存的QQ签名。因为签名频繁更换的缘故，自己平时并不在意，现在知道有自动保存的功能，便很好奇地打开来看。记录居然很完整地从05年就开始保存，时间跨度将近两年，尽管所存录的不过是只言片语，但毕竟是当时自己的点滴心情。一路看完，颇有些哑然失笑，又感慨万千。 
      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好习惯，就是随手记下脑子里闪过的一些念头。当时还是年少轻狂的年纪，以为自己笔力万钧，以为日后都可以将这些自以为是的灵感火花扩充为洋洋大作。写的东西多了，才发现不过是徒劳。准确地说，如果你想通过写作来描述自己的生活或表达自己的看法，往往都是徒劳。生活本身是无法表达的，因为你永远都不可能表达得透彻，也因为此，我们的看法总是幼稚，每一个自以为洞明的结论都会被下一个所推翻。同样的意思我在另一篇文章里也阐释过。很早以前我就说：写作其实是我们最后的选择。或者干脆说，是最无奈的选择。那么写作的意义呢？这恐怕是一个很多人都没有认真考虑的问题，尽管他们对于写作本身可能有足够的狂热和坚持。 
      我一直很喜欢博客原初的状态，即纸质日记本的变迁，我到今天都很喜欢看一些陌生人的日志，他们并不以写作为生，甚至对写作不抱有任何功利或者理想的态度。他们仅仅是记录自己生活或者心情。更本质地说，他们仅仅是对自己倾诉。这也许才是写作的本质意义？任何一种事情只要我们寄托过多都容易变质，尤其是写作这种最容易进入心灵也最容易远离心灵的精神工作。 
      我应该说些什么？也许什么都不用说，也不能说。生活是无法被言说的，生命更不可能。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心底的一个叹息抵过千言万语，反过来说，即使你下笔千言穷尽辞藻可能也无法形容这个叹息。一个了然于人生况味和世事百态的人，他还需要说什么呢？天地不仁，其实天地也不语。至少对我而言，过往的那么多文字，仅仅是宣泄，说得残酷一点，其实是逃避。 

      寂寂寥寥杨子居，岁岁年年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这是我一直很喜欢的两句诗，虽然也是一种表达，但其中却有隐而不发的深意。我自己在写东西的时候充满了焦灼和情绪，但读到这句，却觉得格外宁静。我也很喜欢李白的那首《独坐敬亭山》，好的文字总是可以带给你难以用语言形容的韵味：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寂寞永远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但甘于寂寞的人永远都是那么少。说，也许是一种勇气；但不说，更是一种智慧和历练。我们滔滔不绝地讲述，慷慨激昂地记录，所收获的又是什么呢？其实不过是更深的寂寞罢了。写作本来只是写给自己的。那些看懂的或者看不懂的，能够带给你的，也只是附和。我唯一欣慰的是，这些点点滴滴的记录，至少可以重新呈现一段记忆中已经模糊的往昔。这些都是自己真实生活过的痕迹啊。但也不过是一些时过境迁的痕迹而已。我们到底是应该拾起还是忘记呢？随便你。